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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by:admin 分类:CBA 时间:2025/07/18 阅读:2 评论:0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后文简称《评书报令》)是马克思生平的第一篇政论文,1851年经马克思授意,被列为首部马克思全集的第一篇文章,可见作者对自己政论处女作的重视。

  

1841年12月10日,新的书报检查法令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起草,由负责书报检查的内务与警务大臣,宗教事务、教育与卫生大臣以及外交大臣三人联名签署,于1841年12月27日首次在政府通报上公布。(新的书报检查法令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因为早在1819年10月18日,政府曾颁布旧书报检查令,即自1819年10月18日起为期五年,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

1842年1月上半月,普鲁士各家报纸相继登载了这一法令。当时普鲁士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日益强烈,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然而德皇既不想使新闻反对的声音泛滥,同时又想给出民主国家应有的自然言论氛围。因此出于巩固自身家族统治,管控新闻舆情的考虑,颁布了如此矛盾且吊诡的书报检查令。

  

当时普鲁士社会文化盛行黑格尔哲学,而其中分支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因为自由主义民主倾向被当局政府打压封禁,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学派的一员发现了《评书报令》的逻辑矛盾,由此奋然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该文作于1842年2月10日,后来马克思将该文寄给《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ucher fur Wssenschaft und Kunst)主编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卢格鉴于当时形势不敢刊登这篇犀利的檄文,便转投瑞士。

1843年文章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苏黎世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版第1卷中,在德国境内只有该文节录以《倾向——报刊检查》(Tendenz-Censur)为题刊登于1843年3月26日和28日的《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上。

马克思通过前后相隔20多年书报检查令之间的矛盾,以及1841年书报检查令的骑墙论述,抨击了普鲁士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认为“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

此文阅毕,慨叹23岁的马克思之缜密逻辑、丰富典据与斐然文采。在思想巨人面前,任何人都显得卑微而渺小,但诚如文中所言,“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谬误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彼此都有对于真理追求的初衷,无须在巨人面前过分谦逊,更不必害怕,笔者希望抛砖引玉,浅谈读《评书报令》的所思所想。

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新闻观无异于当下的21世纪,然而笔者关注的重点是马克思在论证过程中透视的两大问题,首先是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其次是新闻存在的合法性来源。此二者有相关联的逻辑,且密不可分。

  

假如讨论新闻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所处19世纪中叶的语境之中。当时新闻传媒结构仍然以报刊为主体,同时代议制民主在欧陆普遍确立,各个政党想宣传政见,必须有出版社,既出书又办报。因此每一个政治团体基本都有属于代表自己的利益的传媒,而林立的报社书籍提供的观点就在19世纪中叶的政治意见市场中激荡争鸣。

马克思参与创办的《莱茵报》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也不妨将其视为普鲁士民间政治力量对于新书报检查令的逆反。可见,新闻与政治在19世纪的语境中密不可分。

早在1828年,隔海峡相望的彼岸英格兰政治家埃德蒙特·巴克(Edmund Bruke,1729-1797),已提出“第四阶级”的概念。他认为,英国议会有三个阶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阶级可能比台上的三个等级都重要。

泰晤士报的领导人亨利·里夫(Henry Reeve)在1855年10月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撰文写道:“今天新闻界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国民等级;甚至比其他任何的等级都更为强大”。马克思撰文对于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抨击有着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第四阶级(马克思话语中的“作家”,托克维尔话语中的“文人”)背后“第四权”的崛起。

因此新闻实际上成为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宪政的有益补充,成为了政治监督的新主体,二者关系自不言而喻。马克思在对政府书报令的抨击时,流露了第四权的意味。

  

“(书报作家)攻击个别人是不许可的;同样,攻击阶级、一般的东西和法人也都是不许可的。……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显然马克思认可新闻报刊对于官员的监督,甚至对于阶级的组织机构进行监督的权力。这种思想在后来马克思主持《莱茵报》工作过程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与论述。

“这样,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

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

‘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

  

第四权理论首次提出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

  既然新闻拥有监督政治的权力,那么政治对于新闻是否有管控的权力呢?马克思也给出了鲜明的答案:没有。为什么?由此推进到第二个问题:新闻存在的合法性来源,简言之,即新闻对于政治的监督权力的来源。

  马克思认为新闻对于政治的监督是天然的,并不是代议制政体的权力架构赋予,其合法性来源于新闻本身,来源于民众对于真理的渴求,而此处的真理就是社会的真相。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真理首先没有风格之异,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是因为其客观且真实的存在着。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真理可以为世人占有,但讨论的主体不同因此具有各异的风格。

  “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作者的一切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真理’这个一般观念。可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哪怕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

  

  萨皮罗油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编辑部

  而报刊作家所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风格,顺从自己的理性,还原事物的本貌。

  能够决定思考的只有思考者本身,任何第三者都不能以形式或风格为理由篡改思想者的想法。新闻的合法性来源抑或新闻对于政治监督权力的来源,正是作家对于社会真相的自由探求,不因谦逊或严肃而受桎梏。

  马克思对于《评书报令》的批判是秉持“恶法非法”的态度,可见并不是说新闻“第四权”是一种完全自由的权力。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即便来自民间社会,也会成为吞噬一切的洪水猛兽,因此仍然要纳入法律的框架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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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世纪新闻巨鳄的诞生由此引发的政商勾结使新闻传媒陷入资本的陷阱,有人因此提出了“第四权”衰落的论调。如何平衡社会权力“第四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如何使“第四权”通过法律的形式以“权利”的面貌呈现,这些思考都是永恒的话题,需要时间的锤炼与实践的智慧……

  

  马克思在文末引用了塔西佗原话。尽管这句话出处存疑,但是援引此语可见其用意非浅。最后笔者仍以此作结。(塔西佗是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曾提出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即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许俊炜

编辑:张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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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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